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，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。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。

泰州出土的明代服饰数量为全国之最，从服饰文化的研究上可以推算出当时的纺织业、养殖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

泰州明代服饰大多是丝织品，少数为棉织物。作为古代服饰，无论是丝的还是棉的，保存年限最多在一二百年间，400多年前的明代服饰，无论如何是不能依靠一代又一代人传下来的，只有依靠古墓葬出土。然而，古墓里出土明代服饰也很难碰到，一般说来，人死装进棺木，埋入地下后，约三年光景，就会剩下一副白骨，接着尸骨与随葬服饰就会慢慢腐烂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中，明代不腐尸与随葬不烂的服饰的报道，也是极其少见的。

自1979年起，在泰州西郊九龙桥、东郊鲍家坝、城南莲花池、西北郊森森庄前等州城四周，先后发现了多处明代墓葬。这些墓葬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棺椁保存完好，墓主人随身穿戴或陪葬的服饰都未曾腐烂，经考古工作人员科学挖掘与处理后，一大批明代服饰得以保存。

出土明代服饰第一处古墓葬，是在1979年5月28日，地点位于九龙桥公路南的唐楼村，是农民挖水渠时发现的。当时泰州博物馆全馆只有4人，不得不请其他博物馆派员协助。当打开棺盖，揭开盖在墓主人身上的“往生净土”与蒙在脸上的“西方公据路引”纸以后，发现裹在尸体外与穿在尸体上的衣服以及整个尸体都没有腐烂，同时棺内还随葬了一包衣服。由于缺乏经验，尸体与随身穿的衣饰大多未能得到有效保护，只将头上戴的乌纱帽、腰间围的革带和一包随葬衣服保存了下来，主要有花缎长衫、蓝布长袍、白布衫、蓝布夹围腰、素绸连衣裙、蓝布夹裤、白布裤、白布鞋等，这是泰州博物馆明代服饰的首批馆藏。其服饰的主人胡玉，泰州人，明成化进士，二甲第一名，官至陕西布政司右参议，正四品，卒于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。

时隔不久，就在第二年10月的一个晚上，东郊鲍菜园五队农民建房挖地基快结束时，发现了白色的石灰浇浆物，砸开后露出了棺椁。市文化局对此高度重视，协调多个部门，连夜将椁内的二棺运到了博物馆，并特地从上海请来了自然博物馆有关专家。揭开男棺后，包在尸体上的包尸花缎色彩鲜艳，如同刚下葬时一样。解开4层包尸缎，死者就像才入殓不久，头戴两顶素缎方帽，身着八宝花缎空绣孔雀官服。那官服胸前的方型刺绣补子，在黄、红相间的彩色祥云间，一对凌空飞翔的孔雀活灵活现，如同新绣的作品，让人惊叹！只是过了不久，色彩慢慢褪去。女尸开棺后，与男棺相似，盖3层寝单，包6层花缎，着素缎织麒麟补服，只是补子为丝织图案，没有色彩。经清理，两棺内有寝单、包尸缎、帽子、补服、长衫、褂子、裤子、短裙、连衣裙、围腰、背心、手套、护膝、汗巾、方巾、香袋、靴子、裹脚布、棉袜等80余件。这次出土明代服饰的墓主人为徐蕃，泰州人，明弘治时进士，官至工部右侍郎，正三品，死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，还有其妻张盘龙，生前被封为淑人，死于嘉靖十二年，夫妇二人同时下葬于嘉靖十三年。出土服饰属于高官夫妻的全套葬服，无一损毁，极为难得。
第三处出土明代服饰，是在1988年，当建筑工人在今南山寺对面（墓志称为莲花池）高地上取土时，挖到了浇浆古墓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赶到了现场，发现墓葬形制与鲍坝的古墓相仿，也是一椁二棺。打开棺盖，两具尸体全都腐烂，仅剩两具骨架，但骨架上的随葬衣饰并未腐烂，出土了花缎夹袍、花罗夹袍、素缎丝绵袍、花缎绵袍、素缎夹袍、素绸夹袍、花缎绵裤、花缎围裙、素缎带帽披风、素缎方巾、花缎袜子、素缎靴子、花缎蒙面、花缎手帕、寝单、包尸布、扎带、织补子补服、素绸棉袄、花缎棉袄、素绸背心、素绸夹袄、素绸方领衫、花缎夹袄、素绸棉裤、花缎单裤、花缎裙、素缎帽、凤头鞋、护膝、手袋、花缎枕套、黑纱素手帕等服饰。此夫妇二人墓中所出衣物，与鲍坝明墓不同，是当时较有地位平民所用，但品种更全，同时还出土了墓志铭、金质观音佛像、鎏金发簪、青花六棱带“宣德年制”款盖罐、褐彩绘人物瓷盖罐、木发簪等文物。出土服饰的男主人刘湘，墓志称为处士，死于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初葬于嘉靖二十二年；女主人丘氏，称儒人，死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，与刘湘合葬一椁之中。刘湘属二次葬，距第一次安葬已过15年之久。

第四处墓葬是2002年4月，还是在南山寺对面施工工地上，先发现的是刘鉴和其妻田氏墓，接着在西侧又发现了其长子刘济夫妇墓，全都是浇浆墓，穿在死者身上的服饰保存完好，约有百余件。让人想不到的是刘鉴的媳妇，是泰州才子储  之妹储淑英。她的服饰也保存了下来。同时出土的还有金戒指（一嵌红宝石，一嵌蓝宝石）、包金银发簪、金厌胜钱、银纽扣、铁权以及纸钱等。

最近的一次明墓，今年7月9日，在江州北路拓建工地上（森森庄前）发现的。开棺后，看到棺内尸身所穿服饰也未曾腐烂，虽然尸体保存不佳，但服饰一件不缺地全部保存。为避免过去使用一般清洗方法，造成服饰上金粉类图案的剥蚀，从而更科学更有效地保护这明代服饰，博物馆在国家文物保护中心的指导下，邀请南京与省外专家来泰提供技术帮助。据汪馆长介绍，目前暂采用低温冷藏措施，然后将运用我国最新生物技术，来保护棺内的服饰。经初步估计，每个棺内有七八套服饰，外加帽子、靴子等也会有六七十件。据棺盖上丝织品墨书可知墓主人姓王，妻子姓许，也是一对夫妇。其身份暂不清楚，待清理后考定。
明代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朝代，服饰华丽异常，重装饰。泰州明代服饰中，既有官服又有民服，既有礼服又有常服。究其品种，有长袍、长衫、半臂、短襦、背心、裤、裙、靴、鞋、袜，还有枕套、手套、汗巾、福寿巾等，无所不包，应有尽有。论其质地，有织锦缎、妆花缎、暗花缎、素缎，有暗花绫、暗花绸、暗花纱、素绸，还有蓝布、白布等，样样具备。丝织品中，不但有经线起花，而且有纬线起花，图案层次丰满。有的素织物，其经纬线十分均匀，肉眼分不出粗细。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这些丝织品已达到了很高的纺织技艺。如此丰富集中、质地优良的明代服饰，基本上代表明代后期，中上层社会人士服装的式样，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服饰制度混乱，人们为追求尊荣豪华而违制穿用服饰的现象。例如，徐蕃妻生前封为三品淑人，但身着织麒麟与织仙鹤补服，并穿织有凤凰、牡丹花纹的缎裙，与《明史》规定相悖。

泰州明代服饰迄今最珍贵的首数徐蕃官服。他随身所穿的是件织八宝花缎空绣孔雀补子的长袍，右衽，盘领，宽袖。在衣服的胸前和后背，各缝有一块边长39厘米的空绣孔雀补子。补子是主人官阶的象征，官阶不同，官服上补子的图案也就不同，看到补子上的花纹图案就能知道他的官阶高低。补子四四方方，缝在官服的胸前与背后，可随官位的升降而拆卸更换。在我国现存明代服饰中，以前从未发现三品官服，只能在文献中略知概貌。经过考证，泰州出土的徐蕃八宝花缎绣孔雀官服，符合明代的礼制，与文献与服记载相符，证明文献可信，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。《人民画报》在刊载“中国历代服饰”时，就是选用徐蕃身穿的这件补服。故宫博物院研究服饰的研究员看到后，认为其代表了当时我国织造业的最高水平，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前些年，日本在编写有关世界珍贵文化遗产教材时，委托我国文物出版部门，专程来泰州拍摄这些服饰资料。
泰州发现所有出土明代服饰的墓葬，都有一些共同特点：选用珍贵耐腐的楠木、柏木，精工制作棺椁，全用榫卯紧密接合，椁内放棺，棺外有椁，棺内外髹漆；人死后擦洗全身，换上全套新的衣饰，外用包尸绸缎扎紧，塞进木棺中，棺内尸体下垫灯草，将木棺停放在少有人出入、环境较为稳定的堂屋里；安葬时棺椁间用桐油、石灰搅拌后填塞；椁外上下前后左右六面全用石灰糯米拌和浇浆；在上层浇浆上再堆起高大的封土堆，使整个墓葬处于符合保护尸体条件的相对恒温恒湿的环境中。这种尸体与服饰的防腐技术，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历经数百年出土后依然不腐。

明代服饰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，保存在我们这座城市，并将完好地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
明代服饰的特点

明朝是推翻元朝后建立的新王朝。明朝开国不久，就下令禁穿胡服，开始恢复汉人衣冠。官吏戴乌纱帽，穿圆领袍，宽大长衣，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变成圆领。普通男装以方巾圆领为代表形式，儒生所着襕衫与当今舞台上京剧书生的服饰极为相似。在我国服饰史上,明代服饰最突出的特点，是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。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，体现着时代的进步。明代女性盛行裙褶，有细密褶纹，也有大褶纹，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，取名“百褶裙”。

我们从泰州博物馆收藏的明代服饰上，可以看到圆领与纽扣，也可看到当时女子所穿的褶裙，还可见到带有地方特色、样式十分别致的一件棉背心。其后背为整片，前身分上下左右四片，用布带联系，穿着非常方便。又别出心裁缝缀五个有铭文的铜钱，每个铜钱的铭文都为吉祥语，祈祷平安，并寓意“后辈有钱”。